新鮮出爐的梁漢皇帝劉永，沒機會在吳王秀和淮南王李憲之間拉偏架了，七八月份，兩個東南勢力不可避免地發(fā)生了戰(zhàn)爭。
奪取丹陽后，劉秀以李憲不服從宛城朝廷為由，遣鄧禹帶著東拼西湊的丹陽兵四千人自丹陽西進，襲擊彭蠡澤，大有收復(fù)豫章，和綠林恢復(fù)聯(lián)絡(luò)的架勢。
鄧禹很快就迎來了淮南王的大軍，敵眾我寡，一路大敗，追得他只能乘船滿彭蠡澤跑。
而此時，馮異亦在江東沿岸廣布船寨，帶著不肯打硬仗的豪強武裝，擺出一副要襲擊李憲都城廬江的意圖，再次調(diào)動了淮南兵力。
而劉秀本人則聲西擊東，帶著八千人及搜集到的大小船舶上百艘，離開了作為遮掩的蘆葦蕩，從蕪湖逆著西北風(fēng)橫渡大江。
江淮用兵和北方不同，因為水系縱橫，更有漲水時留下的無數(shù)湖澤，騎兵頗為不便，南來北往萬萬少不了的是船只。
“這也是欲圖淮南，必先定丹陽，降服群盜的原因啊。”朱祐現(xiàn)在明白，劉秀為何非要冒險進入江盜營中，推心置腹收服他們了，沒有這群好水手，他們這些南陽來客，拿頭和淮南的舟師作戰(zhàn)��！
但丹陽兵和江盜雖被劉秀折服，不再天天鬧事作亂了，但與驅(qū)使他們作戰(zhàn)還有很大距離，還是吳王麾下安集掾馬成提了一個主意。
“倒不如募為奔命兵，說好利處，此去淮南，出攻郡縣，若有不降者，就聽任彼輩劫掠，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
這馬成也是南陽人，縣吏出身，參加過綠林軍，被劉玄派到豫章做官，淮南攻豫章時他逃到了丹陽投靠，此人行事頗為狠辣，剛來就獻了這樣一條計策。
但當(dāng)時卻被劉秀麾下朱祐等太學(xué)出身的人極力反對，認為那樣會敗壞軍紀(jì)。
還是亭長出身，當(dāng)年專門抓賊的傅俊說了句老實話：“說得好似如今借豪強兵作戰(zhàn)，軍紀(jì)就好一樣，區(qū)別不過是彼輩偷偷劫，劫到的財物人口還歸了會稽諸姓。如今定下規(guī)制反而更好，江東雖然不易餓死，但難在土地廣袤人煙分散，兵不好征，只有這樣，才能有人效命打仗啊�！�
劉秀最終同意了此議，如今船上所載的都是“奔命兵”，摩拳擦掌要去富庶的淮南大搶一通。
隨著槳葉整齊劃一地起起落落，劉秀拉住欄桿，朝遠處的陸地遠眺。
他們已經(jīng)靠到了大江北岸，正緩緩繞過一個林木茂盛的陸岬，小心避開那些長滿松樹的峭壁。前方不遠處，是一條寬闊的支流河道。
據(jù)江盜們說，此地名曰“濡須口”，江流至此，變得頗為開闊且多峽，按照老船家的經(jīng)驗。闊則浪平，多峽則無大風(fēng)威脅，是天然的泊船之處，以往江盜去淮南搶劫，都繇此渡江，便能避開兩岸七磯三山之險。
馮異將淮南舟師吸引到其他地方了，但濡須口亦有淮南兵守備，然不過千余，被丹陽兵輕易擊破。入了濡須口，就進入敵國之境，劉秀為了顯示自己的信心，還若無其事地站在船頭，與朱祐討論此郡為何被稱之為“九江”。
“《禹貢》中有言，九江孔殷，東為彭蠡。，所謂九江，是大江流到彭蠡澤，因其地勢低洼，水流散開來，形成數(shù)條分汊狀水系，取虛數(shù)曰九。”
“秦時九江本是橫跨大江南北的大郡，入漢后，分南部為豫章，九江之名為昔日郡城壽春所繼承，因此沿用……”
所以才有了這名不副實的稱呼，說起來，王莽當(dāng)權(quán)時，這改名狂魔將九江改名延平，將豫章改名九江，算是難得名與實符的孤例。
“此郡精華在于瀕臨淮河的壽春城，乃是江淮間一都會，但大王竟對那并無興趣，而要沿濡須口去襲合肥這小地方�！�
這是朱祐不太能理解之處，劉秀卻有他的計較。
“壽春是大邑，布有重兵提防，城池密布，強攻不利�！�
“倒是這合肥城，雖只是一個小縣，防備也空虛，卻頗為關(guān)鍵！”
他們離開濡須水后，便進入了江盜的另一個活動區(qū)域：巢湖，由巢湖再往北，直接走水路，過逍遙津，可達合肥城下！
合肥的淮南兵沒料到他們這破地方會引來吳王大軍襲擊，倉促交戰(zhàn)半日后，縣令投降，按照“投降就不能劫掠”的規(guī)矩，奔命兵悻悻放過這個縣，改去劫掠鄰城。
南方值得稱道的戰(zhàn)爭少，春秋吳楚相爭的主戰(zhàn)場也不在這邊，兵書上鮮少提及此地山川險要，全得憑自己摸索。劉秀與鄧禹在江東時，通過反復(fù)查閱地圖、交通，又多次與人交談后，敏銳意識到了合肥的重要性。
“淮南三郡的中心，不是壽春，不是廬江，更不是六縣，而是此地！合肥是淮南水陸交通匯集之處，居江淮襟要間，絕不可以緩圖！”
如今吳軍奪取了合肥，就如同一柄利矛，刺入了淮南王的心臟！
劉秀笑道：“秋收已到，稻谷黃了，我如今扼住了合肥，作為淮南的糧倉，壽春之糧就無法往南運，而若李憲聚集大軍來合肥反攻，正好稱了我意！”
劉秀從來就不怕打大仗，他有這份自信，勝利能夠一舉解決許多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