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長的，愿意看的全看，不愿看的看看倒數第三段，便可知和尚在贛南搞靛藍，絕不是無中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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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jié)選自《明朝經濟史》之明中葉的土地兼并與賦役制度改革】
　　流民的產生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落后的生產方式和頻繁的自然災害造成了百姓的積貧積弱。天下賦斂橫流、徭役如山，收田之入不足以緩公府之追求，養(yǎng)馬困于責駒、煎鹽困于賠課、近王府則困于侵奪、近戚里則困于恣睢，地當孔道、祗應為之害，土產之物、貢獻為之害。由此使明代流民規(guī)模越來越大。流民成分復雜，決定了其流向和存在形態(tài)各不相同，因此造成的社會影響比前代更深刻、更久遠。我們從流民的職業(yè)和地域的流向來探討這一問題。
　　從流民的職業(yè)流向分析：流民逃亡后轉死溝壑，困頓掙扎，飄泊異鄉(xiāng)，或大戶苞蔭，投豪勢官民為家人佃戶行財行理者；或僧道招誘，成為其佃客；也有的流入城鎮(zhèn)，被豪匠冒合，轉而從子專于販易傭作者.另外還有的投充軍營為軍囚牽引或被屯營隱占；當然也有船居蕩浮，甚至出海謀生的。
　　但有一個共同點，即擺脫了對國家的人身依附，成為相對獨立的人。這對商品農業(yè)、手工業(yè)、商業(yè)的發(fā)展無疑是非常有利的，但對于封建統(tǒng)治者來說，流民的逃亡，小則影響朝廷各部的常課，大則破壞政權的經濟基礎和軍備邊防。
　　農民的逃亡，一方面使土地荒蕪，兼并之家乘時賤市流民田，土地兼并越來越激烈，國家控制的土地越來越少。另一方面人口的逃亡增加了未逃戶的負擔，因為糧存難辦，以故丁逃而累及于戶，戶逃而及于甲，人不得不盡甲而逃。我們知道，封建國家賦役科差制度是以嚴密的人口和土地控制為基礎的，百姓逃亡使國家賦役征收陷入窘境。軍戶的逃亡則直接威脅邊疆的穩(wěn)定。至于匠戶、灶丁的逃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明政府的財政危機。況且，由于流民生產資料缺乏，生活異常困難，因此鋌而走險、揭竿而起的不乏其例，社會更加動蕩不安，封建統(tǒng)治秩序受到嚴重沖擊，流民成為明王朝的腹心之疾。
　　在這種情況下，明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種措施，堵疏兼用，制止流民發(fā)展。正統(tǒng)元年，明政府造《逃戶周知冊》，核其丁糧，送報巡撫，無論遣返原籍或是附籍當地，俱得納稅服役，試圖把流民重新納入封建的政治經濟秩序之中。正統(tǒng)二年頒行《挨勘流民令》，令勘籍、編甲互保，屬所在里長管轄之。正統(tǒng)四年，在山東、山西、河南、陜西、湖廣等流民出沒較多的幾省增設撫民佐二官，歸本者勞徠安輯，給牛、種、口糧。正統(tǒng)五年采納巡撫于謙建議，下令復流民復業(yè)者稅，景泰二年又申隱丁換戶之禁。
　　但這些威逼利誘措施并沒有解決流民的根本問題，只能算是權宜之策。明中晚期，因為災眚頻繁、催科無序，數年之逋，取盈一時，流民依然有增無減，甚至釀成大規(guī)模的流民起義，嚴重動搖了明朝的統(tǒng)治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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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流民的地域流向來講，其主要趨勢是由地少人多的狹鄉(xiāng)向人稀地廣的寬鄉(xiāng)流；從腹內向塞外流；從土地瘠薄的地區(qū)向肥沃的地區(qū)流；從租賦較重的平原向租賦較輕或尚無租賦的山區(qū)流。人口的地域流動，在經濟上是有積極意義的。它可以緩解腹內、平原地區(qū)的人口壓力，促進邊疆和山區(qū)的開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