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季山雖然大難不死，可身子終究是虧了不少。他又不舍得花錢看病吃藥，再說兒子上大學的行李、火車票就要無數(shù)費用，他還能不知道自家家底？他仗著自己幾分行醫(yī)底子，寫幾味草藥，讓妻子上山挖來煎了湯喝。家里把平日一角一元節(jié)省下來的錢全拿出來，又把平日里“用不了”的布票、糧票、油票、糖票換錢，總算成功替宋運輝置辦了一件白的確良襯衫、一件卡其罩衫和一條卡其褲、一條勞動布褲，還有一雙新的解放鞋。其他被褥之類都是宋運輝插隊時候用的現(xiàn)成貨，讓宋運萍拿到八月的太陽下曬了好幾回才曬走豬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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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人因此宣告傾家蕩產(chǎn)，連走到縣城乘汽車送兒子到市里火車站的錢都沒有了。可又不舍得不送，知道他這一去將幾年沒錢回家，一家全都想去送。于是，他們凌晨一點就起來了，從披星戴月，走到艷陽高照，到市里的火車站把最后一點毛邊毛沿的鈔票換來一張挺括的硬紙板半價火車票，準時把宋運輝送上火車。宋運輝成了宋家第一個乘火車的人，幸好不用轉(zhuǎn)車。即使到分手的最后一刻，宋運萍還一再地叮囑弟弟，要政審那么嚴格才能上的大學，里面的人一定都不得了，她要弟弟這個狗崽子夾著尾巴做人，千萬別亂說亂動。宋運輝說他知道，宋運萍卻不放心，數(shù)落弟弟一向大膽得豁邊，“知道”兩個字不能放在嘴巴里得放進心里。一邊說，一邊人流裹帶著宋運輝去檢票口了，做母親的先哭了出來，父親、姐姐跟著哭。宋運輝咬著嘴唇幾乎是倒著走，可最終還是越走越遠，到轉(zhuǎn)彎看不見家人，他這才擦了眼眶里的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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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運輝一直認為，跳上火車的那一刻，便已經(jīng)是他大學生活的真正開始。跳上火車，就像是跳進一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乘客們說著他聽不懂的方言，也說著他從沒接觸過的事，宋運輝好奇地想，這就是“五湖四海”的意思了吧。他伸著脖子聽得入神，倒是把離鄉(xiāng)別土之愁拋到腦后。反而是父母姐姐送他上車后，悶著頭就往回趕，一路時時流淚，一句話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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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運輝原以為火車上的人已經(jīng)精彩萬分，到了學校才知道，同學才是真正的五湖四海。班里最大的同學年屆三十，有兒有女，整整比他大十四歲，還領(lǐng)著工資上學。最小的也是高中應(yīng)屆畢業(yè)生，還是比他大，班里系里所有的人都叫他小弟弟、小神童，他到哪兒辦事，人家一看他的稚嫩長相，都忍不住哈哈笑著問他是不是那個小弟弟，他竟成了小小的名人，比有兒有女的大哥還有名。而他的家庭成分，在他寢室八個人中，還算是小兒科的，寢室老二的父親，還是上報紙的老右派，這讓從小忍到大的宋運輝如釋重負。教他們的老師也是右派分子，可在迎新晚會上，幾個以前與蘇聯(lián)專家一起工作過的教授講師還歡快地跳起蘇聯(lián)舞，矮著身子跟鴨子走路似的。受他們的歡快·感染，宋運輝感到自己可以不用一忍再忍，他終于偶爾說幾句心里話。宋運輝幾乎是一滴不漏地將這所有新奇事寫上信紙，一周一封信地往家里寄。這些信宋運萍都愛看，看了好奇又回信來問，但做姐姐的總不忘后面跟一句，囑咐弟弟不能忘記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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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運輝怎可能荒廢學業(yè)，別說他是真的喜歡讀書，就算是他想貪玩，那些深知讀書機會來之不易的大哥大姐也會裹帶著他讀書，讀正書閑書。“文革”后第一屆大學生，學習資料非常簡陋，幾乎沒有像樣的課本，很多是學校自己開工拿油墨印的，有的是老師每次講課帶來自刻蠟紙印出來的幾張教材，還有的連書都沒有，老師上面講，學生下面記，英語更是從abc開始學起。老師都恨不得把所學所知一股腦兒塞給學生，總教育他們珍惜得來不易的機會，學生也是再苦都愿意。宋運輝年少記憶好，學什么都比高齡同學來得容易一些，讓那些大哥大姐羨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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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寢室里，說起學習，宋運輝如魚得水，但說起時事，他立刻啞口無言，他什么都不懂。他那封遲來的錄取通知書，大家替他分析，是有人惡意卡住不放，或者有人扣住信函卻去信到錄取學校要求取消錄取他這狗崽子都有可能，見差點出了人命，怕惹大禍，才悄悄放回他家。同寢室大哥們替他分析的時候，還一致拍著他肩膀，嘆說他們一家還是純潔，難得的純潔。那個從北大荒來的同學說，他當時為了報考77年的高考，寒冬臘月冒著大煙泡找連團教導員干架，人都被他盯怕了，才放行。宋運輝心想，他和姐姐如果政審時也撒潑一下，會不會姐姐也有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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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里經(jīng)常有政治學習會，久經(jīng)沙場的大哥大姐們不耐煩非把一目了然的報紙文章在會上讀一遍的教條主義愚蠢做法，當然就把讀報的任務(wù)推給最小的宋運輝，輔導員后來順理成章地偷懶，讓宋運輝去校門口拿每天一張的《人民日報》。宋運輝幾乎不會講普通話，班級讀報會就變成大伙兒教宋運輝說普通話的改造大會。宋運輝有時給笑急了，發(fā)誓以后用英語讀報給他們聽，大家卻紛紛起哄說拭目以待，這就把宋運輝逼上梁山，不得不拿出以前自學高中課本的勁頭自學英語。但更多時候，那些大同學唇槍舌劍地辯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辯論“兩個凡是”，宋運輝只有旁聽著發(fā)暈，真理不通過實踐檢驗，就像數(shù)學公式不通過論證，怎么可能認定它成立呢？這么簡單的一句話幾個字有什么可辯的？他很不理解那些大同學在這句話上面的認真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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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運輝從來沒想到過他這樣的人能有資格閱讀并保管《人民日報》，記憶中，《人民日報》是只能出現(xiàn)在校長辦公室、街道革委會辦公室，而且擺放在報架最高一層的寶物。他很珍惜這個保存《人民日報》的機會，不管看不看得懂，他每天都會抽時間將報紙全部看一遍，即使極其枯燥的長篇社論，他也硬著頭皮生吞活剝，有時候硬是看沒有懂，看完都不知報上說些什么，需得大哥們一個指點，他才能略有頭緒。從報紙上，他看到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行了，他并不清楚這屆會議有什么要緊，只知道那些大哥大姐一反常態(tài)，搶著看報，然后都不需要輔導員組織，他們自己課前課后展開熱烈討論。從他們的討論中，宋運輝不僅對政治形勢若有所悟，更是漸漸產(chǎn)生一種新的思考方式，知道怎樣把報紙上的新聞理論與自己的生活學習聯(lián)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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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更多消息則是來自小道，來自那些有背景同學的家信。宋運輝如饑似渴地在大學里學習著理論知識，同時向那些社會經(jīng)驗豐富的同學學習社會大學的知識。但學得的大學知識更多只停留在名詞、停留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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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九年的春節(jié)，宋運輝沒錢回家。但是春節(jié)的凄清，與天氣的寒冷，都澆滅不了他心頭剛升起的熊熊烈火，他第一次因此參與了大同學們之間的討論，也盡快將這一大好消息用信件傳達給家里的父母姐姐：中央作出給“地富反壞”摘帽的決定了。在信中，他還把與同學討論后得出的見解也一起寫上，讓遠在千里之外的父母從此可以挺起胸膛做人。